陈先发，1967年10月生于安徽省桐城县,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目前供职于新华通讯社安徽分社。有诗集《春天的死亡之书》(1994年)、长篇小说《拉魂腔》(2005年)等。曾参加诗刊社20届“青春诗会”。
樊子语：我曾经写过《从达摩到慧能的逻辑学研究》、《杀身成仁》、《读陈先发先生名作<丹青见>》等几篇有关陈先发先生的小文章，很多网站转载不少诗人收藏。我当时写的急躁，几乎随性子在键盘上敲打，以至于出现不少错别字。不少诗人以为我有“攻击”陈先生的意图，其实，我非常喜欢陈先生的诗歌，今天论坛举办陈先生作品讨论会的时候把我写陈先生的几篇小文挂上，我回头读，很汗颜。我曾在一篇小文里说过：陈先发先生的诗歌呈现是直的，直的锋芒直抵心里深处，但我更倾向认为目前，陈先发的直仅局限在道德和伦理的纠缠之中，往往不是来自对伦理判断的直觉性或直接性，其后天语言的直接性往往掩盖了感性直接性的不足。康德在伦理说中认为道德与知识无关，知识和功利的因素会使道德的纯洁性受损。陈的诗歌虽然不缺少行为的朴素性和思维的朴素性，但其诗性的原则状态仍然挣脱不了老子的“报怨以德”和孔子的“以直报怨”以及佛学的生死轮回里。
在我阅读视野里，陈先发是少数能推进汉语诗歌发展的大家之一。
梁小斌，1954年生。1972年开始诗歌创作。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诗作被选入高中教材。著有诗集《少女军鼓队》《梁小斌如是说》等。
樊子语：我在1986年开始写诗就熟悉梁小斌的诗歌《洁白的墙》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现在回头看看，那个年代让我激动的诗歌，已经打动不了我的阅读欲望了。梁小斌属于诗歌底气不足的诗人之一，就像流行歌手一曲成名之后，靠假唱混日子。
当代诗歌有了王纲解纽的空间，诗歌的意识形态呈现复杂多样化形式。说到诗歌的意识形态问题，想起昆德拉《笑忘书》里的一句话：“坦克是暂时的，而梨是永恒的。”诗人的不同写作阶段，意识形态要是处于暂时的、更迭的位置，其诗歌往往有永恒的光泽。郭沫若、臧克家等昙花一现地有了几首代表作，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开始是出于暂时的位置，后来，整个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垄断了他们诗歌空间，这样就造成了诗性空间的堵塞和变质。同样，舒婷、多多、欧阳江河等诗歌写作力走向终结，也为个人的意识形态某些环节出现堵塞有关联。所以，现代汉语诗歌总是处在扁平诗歌时期。
翻开1922年8月汪静之的诗集《惠之风》，更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妈，你说这是雪花，
我说这是顶好的雪花
比我前天望见棉花铺子里的还要好得多多。
——汪静之《雪花——棉花》
读了《雪花——棉花》遂想起梁小斌的名作《洁白的墙》，——
永远地不会在这墙上乱画，
不会的，
象妈妈一样温和的晴空啊，
你听到了吗？
妈妈，
我看见了雪白的墙。
《洁白的墙》不能说是《雪花——棉花》的衍生品，但时隔五十多年，两者之间的内在语气和节奏却有着多么雷同的相像啊。
王明韵，1961年生,安徽省淮北市人。已出版诗集《原罪》,散文集《为生命流泪》等。现为《诗歌月刊》杂志社主编。
樊子语：2005年末，我曾去《诗歌月刊》编辑部拜访过王明韵先生，王明韵先生当时给我说：（诗歌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对《诗歌报》非常有感情，我写诗歌是受两报一展的影响（1986年10月，《深圳青年报》与安徽《诗歌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因此我对《诗歌报》的任何编辑都充满敬意。《诗歌报》曾经有评论文章的几行文字评论过我的诗歌。大概是1998年春，我收到乔延凤主编的信说《诗歌报》停刊了，我忧伤之际，就离开诗歌近八年之久。2005年国庆回寿州，通过高峰和鹏子才知道《诗歌报》改刊为《诗歌月刊》。作为一个诗人，王明韵先生的诗歌估计不会在诗歌史上留下几行，但他主编的《诗歌月刊》将载入诗歌史册。
祝凤鸣，1964年7月出生于安徽省宿松县,1985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地理系;大学毕业后曾在黄山、马鞍山等地中学任教;1993年调入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98年参加《诗刊》社第十四届“青春诗会”,参与编辑《诗歌报》长达10年。
樊子语：我保留过祝凤鸣先生给我的信件，他的字非常漂亮，他曾在《诗歌报》有小文点评过我一首诗歌，也推荐发表我几首作品。在安徽诗歌界，祝凤鸣先生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我喜欢他诗歌中的神秘气息和诡秘的语境。祝凤鸣先生现在作品很少读到了。我个人比较欣赏德国心理社会学大家洛文达尔的观点phantasi ebefrigung（艺术有益于幻想的满足）。对于一个无美学无诗学观念的人，幻想的满足更谈不上对自身的历史性回顾与归纳了，因为幻想也需要素质。祝凤鸣先生的诗歌给我带来幻想的满足。
蓝角，1964年生于安徽省长江边。在大学时代起参与《诗歌报》编辑工作,从事过计划生育工作、文学杂志的编辑、专业报纸的总编辑和机关公务员。
樊子语：蓝角是诗歌的常青树，相比乔延凤、祝凤鸣、罗巴等原《诗歌报》编辑，蓝角在诗歌上的修为让我赞叹。比如其长诗《厌倦及其他》内涵深厚，诗歌呈现领域宽宏又布局细腻，诗歌思想、语言、技巧和个性化处理非常独到。
罗亮，高级国际商务师。
樊子语：罗亮给我的印象是罗副官，源于他的诗歌《军情急，勿误读》，——
我是主帅，着布鞋；罗是副官，着正装
我命罗副官念公文
他念上海来电，是份情书
战争刚开始，她情书频频
我璧上挂盒子枪和扎紧自己的
皮带一根
我得发火，拍桌子，桌底下踢出一双
军皮靴
我想到上海打她，举手不放下。但此地需要主帅
“罗副官，汝前往，带我口信”
我希望接到来自上海更多的情报，准确，得人心
一个诗人能被一个读者记住一首诗歌也是幸运的，我喜欢这首诗歌的机智和气氛，这首诗歌具备了优秀诗剧的色彩。这首诗歌的风格被很多“罗亮二世”复制。
章凯，女，1969年生人。2004年开始写作。现居安徽合肥。
樊子语：我曾和程光炜先生讨论女性诗歌问题，我浅薄地说：中国三十年内再也出现不了翟永明和王小妮式的女性诗人了。诗歌对性别的歧视是所有艺术中最持久而普遍的，在旧体诗词里似乎只有李清照等少数诗人存在，在新诗历程中，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诗歌视野似乎只有冰心存在。感慨我们诗歌的缺陷，了解一下西方文化也是如此。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由阿德勒（Aortimer Adler）和哈钦斯（Robert Hutchins）联合编著了五十四卷《西方世界经典著作》（Great Books of Western World）,这套书成为美国不少高校的教材，几乎是白人男性的天下。亚里斯多德说女性天生是缺乏某种品质的，这种歧视一直制约着西方女性的个性发展。女性能够通过文字等符号演绎自身对社会、自然和世界的关注，同时能够挖掘自身的存在秘密和心理特性，无疑是一种进步。现在的女性诗人个性得到最大倍数的解放和释放，而在诗歌写作上，没有几个女性诗人能有所作为，基本拘泥于个体情感的写作与宣泄，普遍浮躁。我对章凯的诗歌阅读有限，不敢妄加评论，我个人认为章凯是安徽女性诗人中最优秀的一位独行者。
汪抒，六十年代出生于安徽肥东。
樊子语：汪抒是位高产诗人，其诗歌语言平淡、灵动、短小，其诗歌气脉不够畅通，就像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去学白面书生。如果汪抒能够控制好诗歌写作欲，能于无欲中见欲望，我想汪抒的诗歌作为会更大。
安庆市
海子（1964年——1989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被誉为中国新诗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
樊子语：说起海子，大家爱说起诗人的自杀。其实，在中国人群中，诗人的自杀率最低，掰开脚丫都能数出来。林语堂说当我们意识到时间消逝的时候，诗歌和哲学才会产生出来。中国人向来轻死重生的，“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王羲之《兰亭集序》），因此有“道不远人”（《中庸》）的教义。中国诗人多为潦倒，大都固执和偏激，自以为会写点文字就与众不同起来，在“重生”的过程中，总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卢延让《苦吟》）而活在文字的表面，直至陷入“语不惊人死不休” （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怪圈。仔细打量几千年来大大小小的诗人，我们发现诗人是最脆弱的，这种脆弱不止情感上的，骨子里的脆弱是中国诗人的普遍特征。我们发现古往今来，很多诗人是靠文字“装”出来的，明明是贪生怕死，非要在文字里嘴硬；明明自己要去死或非死不可，却要闹出点动静来，于是总有人把诗人简单的死上升到什么主义和价值高度上……按照今天的时髦话题去划分过去和现在的中国诗人，都冠以什么朦胧诗，第三代，中间代和80后等等，我们发现中国诗人不仅仅固执和偏激，简直是在汉字里消磨时间，这种不吝以消耗自己性命为代价的疯癫心理特征永远上升不到哲学。黑格尔说哲学是死亡的训练，海子的死应该是中国诗歌的一次悲壮训练。
余怒，1966生,安徽省安庆市人。
樊子语：余怒先生无疑是当代为数不多的诗歌大家。我曾经受张建新之约，花费四个小时草就一篇关于余怒的评论《余怒的悖论》，本来要安排在《赶路诗刊》的，因为余怒不屑与一些诗人在同一刊物上为伍，这篇评论最后被《黄河诗报》和《大别山诗刊》等杂志刊用。我不敢论及余怒的作品，在《余怒的悖论》一文里只是肤浅地谈谈对他部分诗歌的阅读感受：“由悖论引发的荒诞性其实在余怒作品中不占据很大位置，意象的奇兀并不能代表意义的荒诞，因为语言的功能只能暗示和揭示自然之理和心理之理的某一方面。由于余怒的诗歌结构庞杂，线条交错不清，往往就是情感写实，写原生态的客体，却也常常给我们造成阅读和理解上的阻隔。诗歌接受是特殊的精神活动，当我们与余怒发生碰撞后，怀疑、迟缓和惊讶，我们的阅读期待视野和预备的心理往往被他扭曲的不成体统。所以说，余怒是诗歌的异类。”
沙马，安徽安庆人,曾获第一届不解年度诗歌奖。
樊子语：诗歌一直存在小我与大我的问题。很多诗人试图在大我的处理上达到某种高度。但，我们看到很多诗歌的境界很虚幻，不够真实，有的真实了，却没能力上升到一种高境界。诗境应该超脱于一般文论概念化的意境归纳。沙马的诗歌特点是避开了一般文论概念化的意境归纳，其诗歌最大的局限性是没能力上升到一种高境界：悲伤不足，欢喜乏力。
张尔，1976年生，安庆人，不解同仁，《诗林》双月号主办者。
樊子语：诗歌的审美奥援不是建立在修辞学的单向思维里，一切诗歌上的旁枝藤蔓是从生活的不同角度与方向蔓延而开，在张尔众多的诗作里，作为叙述的肇始者和最终被叙述者，他更多地是把自己固有的价值观与经验体系拆解开来，让每一个触角有了生命和感应能力。如何做到诗歌在场性的隐喻、借代、比拟和反讽等，把现实生活中的困顿、疑虑、曲折等心理元素上升到诗歌语言和语言意义以外的呈现，张尔的诗歌目前的局限过于注重挖掘诗性的内核，而忽略诗歌语言意义以外的呈现。
滁州市
邵勇，70年代出生，滁州全椒人，不解同仁。
樊子语：安徽一直是现代诗歌的重镇，海子、陈先发、余怒、杨键等诗人的作品进一步奠定了安徽诗歌在当代汉语诗歌中的突出地位。邵勇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遮蔽了光芒的一位优秀诗人。我曾在《不解诗歌年刊》发表一篇评论论及邵勇的诗歌：当诗人于失语时不能自救，承载能力超越自身经验与认识极限，就会在诗歌里依赖和沉溺语言的实验以求得心理上的超脱。这样，一方面造成被遮蔽的事物本义在语言里更加模糊，一方面造成诗人的虚幻、呓语和虚妄，又一方面对现实的脱离成对真善美的鄙视，从而，诗歌陷入超形而上，空洞，乏味，复制和表象。邵勇的诗歌修养超过海子、陈先发、余怒、杨键等诗人。
六安市
高峰，1965年6月生,安徽肥西人。现居安徽寿州。“寿州诗群”的发起人。
樊子语：在现代乡土诗歌写作上，高峰无疑是出类拔萃者。如何把爱融入语言，如何把爱融入一草一木；语言自身有爱，一草一木自身有爱；如何彼此激活，彼此找到互依点，彼此覆盖、肢解和重组是诗人永远面临的问题。寿州高峰的诗歌的胎记在淮河两岸的农村，但这种地域性的狭隘并没能湮灭他的母乳情结；也正是这些来自生活和生命底层的声音才是自然之籁人性之本。“他诗中的地域色彩强化了其个人化的诗歌感染力”（陈先发语），个人化的诗歌的感染力的取得是寿州高峰时时在拨开庞杂的世事让我们看到世象中众多事物存在的源头的同时又看清那些高拔于时间和历史的存在。高峰诗歌不足之处是其写作存在自我风格定位后的惰性问题。
马鞍山市
杨键，1967年生于安徽。当过工人,曾游历新疆等地,现在家专事写作。
樊子语：我曾经撰文《处在穷途写作的杨键》被很多论坛转载，事实是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两年杨键在诗歌上气数将尽。反观古今中外的诗歌，诗人往往做不了那种大智若愚的至高境界，即便是陶渊明，他的闲情与隐也只是迎合了一种诗意上的通达。陶夫子的“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归去来辞》），这种淡薄心境也归根于他出生贵官之家又做过彭泽令。诗人心智的成熟不等同于其心胸的豁达，诗人的生存之境往往被语言的意义给遮蔽或者葬送，比如李白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云：“会稽愚妇轻买宦，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几句明显反映李白在天宝元年受诏入京时的真实嘴脸。至于屈原、杜甫等“现实主义”诗人，他们言志的意义常常超出了诗歌的界限。疾呼、绝望和愤慨，无一不例外地浸淫在语言里，以期靠语言的演变来达到自我表现的境界。诗言志本身没有过错，志真的如闻一多所言，那志就可是志向、志趣、志意等等。而古往今来，这个“志”总被一遍遍梳理，志已丧失了它该有的意义与功能，已沦落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杨键在《困难重重的文学》一文里进一步说：“......其结果是孔子的地位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日渐式微，全民无所依归，此为空洞的最大原因之一。”实际上，杨键的这个观点没什么值得揣摩的，他的这种观念也正合上“三人比黄花瘦个代玉枕纱厨表”和“和谐社会”的节拍。党国过去就拼命批孔反孔，时过境迁，今又重倡孔学。可杨键应该明白一点，真正能让全民有所依归的光凭孔学也难解决诗歌问题的。事实上，几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并没让民之魂有所依国之魄有所安。汉有崇孝廉而埋儿刻木宋有重理而高帽破靴清有重帖而且夫然则，对于儒学，杨大师不安“隐于市”，复跳起来搬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孔老爷子又能说明和企图证明什么呢？
而这些年来，杨键一直在操纵他的“可以怨”以藉以达到他的悲的安宁，这种“怨”不仅有矢志的可能更有仁爱的滥觞。
阿翔，原名虞晓翔,安徽当涂人。现为某杂志社编辑。
樊子语：在诗人中，我和阿翔朝夕相处最久的，对其作品也最熟悉。《中国诗人》、《深圳日报》（英文版）等刊物曾刊载过我写阿翔的诗论文章。世间万象纷杂剥离，汉语言丛生着歧义性多义性,这就要求诗人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尽量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其实，诗人都试图用语言来构建一个有别于现实社会生活的诗意世界。只不过很多诗人发现不了事物之间的真实性也不懂得怎样区分语言的物和客体的物之间的“空白点”。阿翔知道用语言构建一个内在空间，如果诗歌是标明了一种生存现状，阿翔的生存理由更倾向于在借用语言的使用中不断突破原有的语言体系，让语言的本质接近日常事物和事件的核心。阿翔的语境里经常性出现火车、桃花、乳房、酒、月光，造化的生命在他诗句里的存在比其在语言之外的存在更为真实，这种真实有时陷入了阿翔似的语言体自恋情绪里，但不可否认，阿翔打破了一个较稳定而可通约的语境背景让事物自然地随意地零碎地聚散，即便事物之间发生了意义，这种意义尽量避免了语言呈现的修饰性和指向性。我对阿翔的论断还是客观的，今天阿翔在诗歌上面目独特，就如同赵卡所言：阿翔居然诡异的遵循了一条失败法则写作的对抗，就是说，他在写一种别人惟恐避之不及的有明显缺陷的诗歌，那种缺乏上下文关系的，不及物的，词不达意的，违反语法规范的，甚至自造生词，错别字的诗歌。
阿翔常批评我的诗歌存在问题，作为我以前对阿翔文本的论断，我现在只想说：阿翔部分作品还没有避免语言呈现的修饰性。
2010年10月17日
转自樊子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18c8f0100n5v9.html
